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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理念凝聚全民共识——以美国、北欧和新加坡为例
发表日期:2018-07-06 18:52| 来源 :本站原创 | 点击数:
本文摘要: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通过非政治化的方式,也就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长期、持续、协调地贯穿到社会生活之中,是保证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真正具有举国认同效果的唯一出

  ■编者按:制度植根于人心,没有人心的健全,制度的健全就是无本之木。山西黑砖窑事件深刻地折射了人心肌理和制度肌理,印证了人心迷失与制度迷失会造成怎样的灾难。建设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以从根本上补救人心,已是刻不容缓。为此,上期本报曾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唐逸先生的文章《我们需要共识的制度价值》。本期接着刊发任剑涛先生的文章,敬请读者垂注。

  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是一个国家解决最为紧要的“国家认同”问题的关键。缺乏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感召与凝聚,国家就会处于精神涣散的状态,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就令人担忧了

核心价值理念凝聚全民共识——以美国、北欧和新加坡为例


充分包容另类和异端,恰恰是国家核心价值强大的象征


  核心价值理念,反映的是人们所需求的诸如目标、爱好、祈求的最高最后的精神观念,它是人们心目中关于美好的和正确的事物的决定性理念。经历史沉淀、由文化传承、并且不以社会或时代的变迁而彻底改变的核心价值理念,构成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体系的内核,是支撑国家与文化发展的内在的、持续的精神力量。
  成熟的现代国家与新生的现代国家,在建立自己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方面,具有不同的历史经验。


核心价值理念支撑现代国家大厦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体系中,美国获得这样的国家地位,既是因为它取得的持续发展成就,建立了支持国家稳定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也是因为它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尤其是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
  如果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国家哲学,这套国家哲学要论证的却是发源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等等普世价值理念。美国的总统政治学史,就是一部从政治上支持和理论上阐释这一系列核心价值理念的历史。从《联邦党人文集》对于国家建构理念的诠释开始,到罗斯福、华莱士两位总统对于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深入解释,再到今天布什总统对于保守主义的借重,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在国家最高行政权力那里获得了政治与理论的双重支持。
  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阐释,不是一朝一夕、由某一个政治家或理论家来完成的。它是由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视角渐进地建构起来的。这些人物既具有深厚的哲学理论修养,又非常关注国家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前者使他们创立了与欧洲哲学相比自成一格的实用主义哲学,后者使他们对于多元社会需求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进行了有效的解释。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家的决定就解决了的事情。它需要思想家深入细致的思考,需要思想家精细的思想体系建构,更需要思想家深入浅出的大众化宣讲。缺少了思想家在这三方向的任何一个方向的努力,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都不可能真正具有凝聚整个国家人心的功能。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必须是具有理论震撼力的、自圆其说的价值建构。它不是政治家的演讲词就可以很好建构起来的鼓动性理念。
  再一方面,美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始终与美国社会生活相贴近。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现代社会特点,写出了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迅速崛起,并将领导世界,就是因为美国的国家观念与美国的社会观念完全吻合。为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阐述的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治等普世价值理念,在美国实在是妇孺皆知、老少咸宜的大众生活观念。这既是政治家思想家建构核心价值理念效用的证明,又是这些价值理念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的表现。因此,托克维尔特别看重“民情”对于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撑作用。
  北欧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建设则在战略选择上具有鲜明特色。
  北欧国家,尤其是丹麦、挪威和瑞典三个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建构主要是由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工党)完成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的价值体系,既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又不同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它具有修正的社会主义特点,其中对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借鉴和利用。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就是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紧密地结合起来。他们既拒绝苏联模式,又明确批判并抵制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制度安排。同时将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与一种混合制度结合起来,寻求价值理念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一致性,使国家核心价值直接受到制度的强力支持。再一方面,他们将获得了现代人普遍认同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的价值观直接作为核心价值理念来对待,使得原来处于隔离状态的自由民主与社会主义顺畅接通。这些战略选择,使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既与获得了历史进步评价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了历史连续性,又与试图解决资本主义难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了现实对接的贯通性。
  新加坡的核心价值理念建设是在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中逐渐形成的。直接由李光耀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构成新加坡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国家价值体系。李光耀自觉认识到新生现代国家建设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连接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与接引来自西方的现代价值。因此,李光耀表述的“亚洲价值观”,就既具有强调家庭价值、为政以德、以民为本这些东方传统价值,又具有推崇法治、利益诱导、重建民主的现代含义。新加坡的成功,与新加坡政治领袖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自觉建设,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核心价值理念滋养人心和民情
  美国在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上的策略抉择,落实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战略选择。
  美国运用了适当的方式、方法与举措,使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领域。美国政府和美国教育界明确将国家核心价值贯穿到教育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教育立法与教育内容的选择,均由国家法律进行明确的规定。社会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促进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教育领域的角色。美国重要的思想家,对于美国形成较为一致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认同,在教育的层面上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杜威,他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上的努力,成功地使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个人主义,与美国教育的社会化需求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在分流了的美国教育体系中,获得了一致的支持。联邦层次主要供给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相适应的教育立法与教育政策,州层次的教育资助和教育机构则实际担当国家权力体系输送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任务,发达的私立教育机构致力于从社会的角度贯彻国家核心价值理念。
  其次,美国人重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论建设,随时随地保持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在理论上的张力。从国家哲学的角度讲,美国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论建设由实用主义哲学的不断完善显示出理论上的活力。美国二百多年的思想史成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积极互动的历史。一个典型事件是,1970年代由福利问题引申出的社会正义问题,首先由著名思想家罗尔斯撰写了《正义论》,促使美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以规范政治哲学的形式重登哲学的中心舞台。但他的同事、著名思想家诺齐克则写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从更为“右倾”的角度批评罗尔斯似乎“左倾”的福利主义正义观。而另外一位同事、著名思想家桑德尔也写出《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从相对“左倾”的角度批评罗尔斯。这是美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具有因应于时代的思想鲜活性的近期突出个案。
  再次,美国注重国家核心价值在国家政策层面的一致性与一贯性。这是政府主导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国内政策上,美国政府通过教育政策、福利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安排,自觉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贯彻到各种各样政府政策的制定当中。立法机构立法或修订立法,也都以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作为依据,而不将领导者的个人见解放置到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之上。司法系统也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灌注到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之中,像霍姆斯等大法官,就是从司法角度阐释美国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影响巨大的知名人物。国家权力系统在影响国家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时候,将言行约束在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之下,本身就是引导公民认同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最好的方式。
  最后,核心价值理念在美国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公民日常生活之中的,逐渐化为公民们的日常生活理念,形成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与国家日常生活秩序相互需要的良性关系。美国没有太过生硬的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教育,也没有太过僵化的价值理念的教条主义信念。适应时代的变化、伴随国家利益的改变在具体举措上有改变,但在基本方式上没有动摇。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因此逐渐成为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这就逐渐降低了国家维持核心价值理念的行政成本,而同时还保证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有效社会政治整合功用。
  北欧三国在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策略抉择,也相当引人注目。国家政治领袖注重核心价值理念的独特性,强调其与超级大国的核心价值理念的不同,从而划分出自己国家民主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与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边界。
  另一方面,在具体政策上,北欧三国选择了最有利于证实民主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特殊路径。阶级合作的妥协政治、混合经济的发展模式、普遍福利的社会政策,为人们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福利就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具有的现实煽动力和认同驱动力,毋庸多言。
  更重要的是,北欧国家一旦确认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于社会主义的具体价值主张就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他们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甚至拒绝再下定义,而将民主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解释紧紧地围绕住“消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缺点”这个轴心,使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新加坡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推进策略也以效果为基本追求。开国领袖李光耀是一个极具个人政治魅力的人物,其对于国家核心价值的表述也就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上,李光耀不断强调的两句话,成为推动新加坡人塑造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指导性话语,一是:“身居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希望在探索走向未来的时代不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二是:“我们必须做的,就是加强这些,强调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情、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东方价值观。但是,我们也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这是李光耀对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主题与时代适应性高度自觉的反映。另一方面,新加坡注重连接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思想的挖掘。国家专门成立了相关的机构,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前往新加坡参与建设国家核心价值观。这就为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发挥了集思广益的作用,不至于闭门造车。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美国、北欧三国和新加坡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建设是具有一些共性的。总结这些共性,对于我们国家建设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将具有启发作用。
  从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理念层面来看,必须保持其普世性,注重其普适性。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绝对不能简单地处理为一个国家特殊主义、历史主义的东西。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价值理念必须建立在人类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面。这就注定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必须是对于普世价值观念的国家回应。美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但实用主义的理论发展申述的是自由、人权、平等、宪政、民主这些现代普世价值。如果美国人仅仅将适应自己国情的实用主义进行绝对化的处理,排斥普世价值,不给实用主义充填进丰富的现代普世价值内容,实用主义会蜕变为价值的空壳,无法发挥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整合人心-社会秩序的功能。北欧三国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民主社会主义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这些普世价值的基础之上,特点就是力求将一切普世的核心价值理念精粹,吸收到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建设之中。新加坡的核心价值理念建设致力于结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种结合的意图本身就表明新加坡的核心价值理念建设是要落在普世的价值理念上面。建立在广泛的社会分工合作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不论国家、民族的差异,都具有处境上的一致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人类基本价值理念,不是我们误解的专门属于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千百年来人类致力于达到的行为目标由这些价值理念给予了最完整的表达。它不仅为世界各国共同拥有,因此是普世的;也是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因此是普适的。
  从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制度层面来看,必须保持其权威性的特点,并重视维持核心价值理念制度安排的连续性。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一定是国家从整个制度安排的角度提倡、实施并保护的价值理念。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国家中,国家权力体系提倡或反对什么,对于某种价值理念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之所以能够对于国家维系、人心整合、社会秩序发挥保障作用,就是因为国家权力在制度设计、制度供给与制度运转上面自觉地推行某种核心价值理念,并将这些理念作为制度设计、制度供给与制度运作的轴心。由国家政治经济诸制度保障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不是国家权力一头热的产物。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权威性来源于强制性权力与自愿性权利的共同认可。只有在国家权力与社会各方都认同某种价值理念的前提条件下,由国家设计和社会支持的国家核心价值建设制度,才具有价值的正当性与技术的可行性。
  从核心价值理念建设的引导方式来看,必须保持核心价值理念的灵活性,并以灵活性为基础实现潜移默化的认同目标。国家核心价值理念首先具有稳定性的特点。但是,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在作用形态上具有灵活性。这既是指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论表述必须持续地具有张力,也是说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必须适应变化的时代氛围与现实需求。这不是不规定核心价值的内涵与外延,而是重视核心价值理念的社会针对性。只有建立在灵活性基础上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才可以使支持这些核心价值理念的制度设计与社会选择显示出相应的灵活性,国家核心价值理念潜移默化的认同结果也就从中得到了保证。
  最后,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社会认同状态来看,必须保持核心价值理念认同的非政治性方式,并自觉保持核心价值理念渗透进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和自愿性。美国、北欧三国和新加坡当然没有例外地是由国家提倡并推行其核心价值理念的,这是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发挥作用的底线条件。但是,国家权力对于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直接推行,往往不利于核心价值理念的社会接受。将国家核心价值理念通过非政治化的方式,也就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长期、持续、协调地贯穿到社会生活之中,是保证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真正具有举国认同效果的唯一出路。为此,像美国人甚至普遍认同,对于自己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据以生长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保持一种毫不留情的批判态度,而且这种批判正是保持国家核心价值理念获得认同的前提。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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